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抗日斗爭

1931年9月18日夜，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率先高舉武裝抗日旗幟，發出團結抗日主張，組織領導人民進行了長達14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并取得最后勝利。在黑龍江省檔案館留存著一組珍貴的檔案資料，見證了那段烽火歲月。

中國共產黨最早發出抗日檄文。九一八事變當夜，中共滿洲省委立即起草了《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并于9月19日公開發表，旗幟鮮明地宣告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立場，吹響了民族抗戰的第一聲號角。宣言控訴了日本侵略者武裝入侵中國的野蠻行徑，指出“這一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實現其‘大陸政策’、‘滿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動”，是“致使滿蒙成為完全殖民地”所采取的有預謀行動，而日方為這次事變尋找的借口完全是“三歲孩子都不能相信的”謊言；揭露了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錯誤行徑，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所以能占據滿洲，完全是國民黨軍閥投降帝國主義的結果”；號召工農勞苦群眾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指出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武裝才是群眾自己的武裝，“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將帝國主義逐出中國！”

事實上，早在九一八事變前，中共滿洲省委就已經對日本侵略者密切關注。在1927年12月22日《關于中共滿洲省臨委工作情況給中央的報告》中就已經明確指出，“在滿洲的反日工作，要占革命工作的大部分”。由中共滿洲省委主辦的機關刊物《滿洲紅旗》也曾對日軍1931年1月在沈陽周邊舉行大規模實戰演習進行過揭露性報道：“無疑地，這些槍聲，是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東三省的信號。”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是最早清醒認識日本侵略威脅的政黨，有著非同尋常的政治敏銳性和戰略遠見。

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中央、中共滿洲省委在短時間內連續發布《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為日本帝國主義武力占領滿洲告全滿洲朝鮮工人、農民、學生及勞苦群眾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等十余份宣言、決議，公開舉起抗日旗幟、發出團結抗戰呼聲，充分彰顯了一個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的先進政黨的政治擔當。這些沖鋒號角激發了東北民眾反擊侵略的革命熱情，傳遞出中華民族絕不屈服的抗爭精神，如燎原的火種，迅速點燃了東北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的熊熊烈火。在中國共產黨“開展武裝斗爭，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影響和號召下，東北廣大民眾和一部分愛國官兵紛紛組成反日義勇軍、自衛軍、救國軍以及大刀會、紅槍會等各種形式的武裝，掀起了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熱潮。

提出在東北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抗戰策略。九一八事變后，由于蔣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日軍在東北如入無人之境，東三省迅速淪陷。中共滿洲省委陸續派出楊靖宇、周保中等200余名優秀干部到東北各個地區和義勇軍中建立黨的基層組織，不斷發動、武裝群眾，先后在南滿、東滿、吉東和北滿地區創建了巴彥、湯原、珠河等十余支反日游擊隊，這些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隊伍，面對敵人殘酷的“圍剿”和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始終堅持戰斗，給侵略者造成極大困擾。但游擊隊創建之初力量薄弱，要壯大抗日隊伍，就必須更廣泛地團結東北各族人民。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致中共滿洲省委指示信》，即“一·二六指示信”，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信中詳細分析了東北反日斗爭的形勢，系統闡述了四種抗日武裝的性質和前途，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是一切游擊隊伍中最先進最革命最大戰斗力的隊伍”，并針對不同武裝力量分別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團結方法，指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地區未來的戰斗任務。指示信全文一萬三千多字，首次明確提出在東北地區組織反日統一戰線的策略：盡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的力量，共同的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斗爭，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的宏大氣度格局和歷史擔當。

指示信一經發出，東北各地的黨組織迅速實現了斗爭策略的轉變，主動爭取其他抗日武裝力量的支持與合作，東北各地反日游擊隊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抗日同盟軍和反日聯合軍，抗日隊伍得到迅速壯大和發展。1936年2月20日，為響應《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關于建立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東北人民革命軍各軍聯合發表《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先后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至第十一軍，抗日武裝和游擊區的根據地建設都得到迅速發展，東北抗日聯軍成為東北抗日戰場的中堅力量。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激發了民眾同仇敵愾、眾志成城的愛國熱情，各族人民不分階級階層、不分民族籍貫，都義無反顧地投身抗日洪流，匯集起浩浩蕩蕩的抗日大軍，東北的抗日斗爭走向高潮。

14年艱苦卓絕斗爭，鑄就東北抗聯精神。在14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中，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等愛國將士以共產黨員強大的人格力量感召和引領無數中華兒女義無反顧投身這場關系民族存亡的斗爭，譜寫了感天動地的壯烈篇章。

記者穆青曾描述過東北抗日聯軍面對的艱苦處境，“在抗日戰爭期間，我親身經歷了無數苦難……但是，比起東北抗聯遇到的困難，實在是算不了什么……論其戰爭的殘酷性、艱巨性，沒有一支是超過東北抗聯的”。首先是敵人的殘酷，日軍在東北地區施行“歸屯并戶”“糧谷出荷”等政策，切斷抗聯與百姓的聯系，并以數倍于抗聯的兵力多次進行大規模“篦梳式”“踩踏式”的“討伐”“逮捕”，毀滅根據地，切割游擊區，妄圖徹底消滅抗聯。其次是環境的艱苦，天寒地凍、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孤懸敵后、無槍無彈的斗爭環境，缺衣少食、無醫無藥的生存環境……但即便面對如此艱難的處境，抗聯將士不屈不撓、毫不氣餒，以頑強的毅力堅持抗戰14年，是開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條件最艱苦的抗日隊伍。是什么力量支撐著他們，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千千萬萬中國共產黨人、愛國將領的率先垂范。

他們以身許國，勇赴國難。九一八事變后，毅然放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大好前程，投身抗日第一線的愛國青年張甲洲、馮仲云、于天放；國民黨軍隊紛紛入關避禍，他卻號召“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與東北人民同患難共生死”“敵人在哪兒蹂躪我們同胞，我們共產黨人就在哪兒和人民一起與敵人抗爭”的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毅然告別新婚妻子奔赴東北，寧肯舍棄全族親人也不當叛徒，至死高呼“死也不當亡國奴”的抗聯將領陳翰章……他們或投筆從戎，或毀家紓難，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將個人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誓死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

他們對黨忠誠，信仰堅定。東北抗聯曾長時間孤懸關外，與黨中央失去聯系，但抗聯將士們從未失去信念，從未放棄戰斗，始終堅持把自己置于黨的領導之下，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執行黨的路線方針。魏拯民曾在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報告中寫道：“我們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雙目失明的孩提……我們終日所希望的，就是不要再度長期中斷了聯系。”楊靖宇曾對戰士們說：“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為民族解放事業，頭顱不惜拋掉，鮮血可以噴灑，而忠貞不貳的意志是不可動搖的，最后勝利的決心是堅定的。”趙尚志曾兩次被開除黨籍，歷經波折但始終忠誠于黨的事業，他在給滿洲省委的請求書中寫道，“黨的一切工作，就是我一生的任務”。他一如既往投身革命直至最后犧牲，以實際行動證明著對黨的忠誠。

他們萬難不屈，萬死不辭。拖著羸弱的病體仍率部堅持斗爭，鼓勵同志們“敵人不能永遠占領我們的祖國，我們總有一天要把鬼子從中國趕出去”的魏拯民；在冰天雪地中面對敵人誘降說出“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后壯烈殉國的楊靖宇；被捕后受盡酷刑，筋折骨斷，遍體鱗傷，誓死不降的趙一曼；為掩護大部隊突圍背水作戰至彈盡援絕卻寧死不屈壯烈投河殉國的八位年輕女戰士，她們中年齡最大的冷云23歲，最小的王慧民僅有13歲……據不完全統計，14年間，東北抗聯犧牲師級以上指戰員100余人，占抗聯全部師以上干部的半數以上，無名英烈更是不計其數。他們以忠誠于黨的堅定信念、勇赴國難的民族大義、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鑄就了偉大的東北抗聯精神。

自九一八事變起直至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以強烈的愛國情懷和責任擔當始終站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最前線，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14年艱苦抗戰的偉大勝利，譜寫了驚天地、泣鬼神的雄壯史詩。偉大抗戰精神將永遠激勵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不懈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