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原臨汾市委書記夏振貴復出消息的曝光，有媒體指出，近幾年來，許多落馬官員悄然復出，甚至官級得到提升，以免職為代表的問責有被濫用的趨勢，從而被網(wǎng)友稱為官員“帶薪休假”，輿論對官員問責制度的關注焦點也從“下臺”轉為“上臺”。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古往今來，官員因過被免職后再次復出，本不是件非議的事。齊桓公起用管仲終成春秋霸主、武則天起用狄仁杰鑄就開元盛世、黨中央起用鄧小平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時代……像這樣所謂的“問題官員”復出，不僅獲得了歷史贊許，更得到了人民的認可與支持。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干部問責制度出臺的初衷，體現(xiàn)的是從嚴治吏與關愛干部的雙重結合。領導干部并非“完人”，對于犯錯的“問題官員”，一方面，我們要嚴厲處置，予其懲而毖后患，以達殺一儆百之效；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真誠關懷干部，給干部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通過開“苦口良方”達到“治病救人”的功效。從管理來講，對不觸及法律和黨紀“紅線”的“問題官員”，事后能認真總結教訓、虛心接受批評、努力改正錯誤，這有利于促進干部的成長與進步。
但是，在經(jīng)歷“三鹿奶粉事件”、“宜黃拆遷事件”、“甕安事件”、“黑磚窯事件”、“進京抓捕記者”等問責事件后，公眾敏銳的察覺“問責”變“脫責”，官員們悄然上演著“問責——復出”的軌跡，只不過是換個“衙門”的重新上任，且從來都是有驚無險。官員頻頻隨意復出，表面看似達到“救人”之功，但卻并未起到“治病”之效，它不僅嚴重挫傷了問責制度的公信力，也重復性的刺痛著公眾的敏感神經(jīng)，造成了社會的“二度傷害”。
這讓我們不又得不重新審視干部問責制度，其意義是什么？產生的社會效益在哪兒？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官員問責制起步較晚，從2003年“非典”的第一個問責“風暴”，到2009年出臺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guī)定》，官員問責從人治走向了法治，從零星變成了全面，它的出現(xiàn)填補了我國的制度空白，其里程碑的意義自然應得到肯定。但是，一個政治制度發(fā)揮的作用如何，關鍵要看它所產生的社會效益。
問責官員，是對國家和人民的高度負責，體現(xiàn)著權責統(tǒng)一的理念，其社會效益在于懲治官員、平息民憤，也在于挽救優(yōu)秀干部、珍惜干部資源。可如果問責制度濫用，必造成其公信力銳減，公信不強不足以畏官，公信不強不足以告民，讓問責成為官員脫責的“避風港”、“擋箭牌”，最終必然淪為“擺設”、“裝飾”，還何談其社會效益？
鑒于此，重起“問題官員”需衡量所帶來的“邊際效益”，即起用一個“問題官員”所能產生的社會效益。組織人事部門要學會用“三個比較”，即用官員被問責事件的性質與普通道義、法律等比較，衡量官員之錯是否可承受；用閑置“問題官員”與起用“問題官員”的資源利用比較，衡量官員起用是否產生積極影響；用官員復出帶來的“正效益”與民眾抵觸產生的“負效益”比較，衡量官員復出所產生的“邊際效益”是否為正。
反過來，如果要重起一個“問題官員”，需要從增加其“邊際效益”入手。只有努力減去復出機制不透明、公眾質疑大等扣分項，增加業(yè)績突出、社會認可等加分項，不斷優(yōu)化其“邊際效益”，才能談起用“問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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