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西都市報：杜絕“先否后肯”，公開與懲戒都不能少

日前，新華社記者梳理出一些官方“先否后肯”的怪現象，希望能引起一些不注重多聽、多看、多調查，遇事善于說謊、急于否認的相關部門重視。

對照社會學家奧爾波特提出的謠言公式：謠言的殺傷力=信息的重要度×信息的不透明程度。新華社將一些官方“先否后肯”的怪現象視之為“官謠”，針對性很明顯：一來，政府的任何信息發布，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次，“先否后肯”大多是在未經調查的基礎上就習慣性“辟謠”，如眾所周知的劉鐵男遭舉報案件。如此“辟謠”，信息的不透明程度當然是低下的。因此，官方“先否后肯”，在形式和危害上，都符合“謠言”的性質。

多數被證明的“官謠”，大多都表現為簡明扼要“否認”公眾質疑，鮮見具體的解釋和證據支撐。說白了，是期待以政府公信力為背書，“一錘定音”、“以正視聽”。盡管在一個信息高度便捷的網絡社會，單純靠權力壟斷信息的做法，已然日趨頹勢。但很多人仍屢試不爽，關鍵在于一些人還沉浸于傳統的信息發布模式，過于自信權力的能量。

除了坐享權力對信息的“解釋權”，“官謠”的產生與政府部門的信息公開程度也密切相關。不難理解，當權力充分在陽光下運行，隨時受到公眾的監督，不但謠言無法產生，也會大大打消一些官員試圖掩蓋真相的念頭。畢竟，每一個“官謠”背后，都同時存在一個掩蓋真相的運作過程。當真相無法被掩蓋，“官謠”對一些人而言，也就失去了價值。

“官謠”往往雖經個人發布，但因其是代表政府發聲，個人責任反倒被弱化，也給追責帶來了難度。面對此種癥結，必須要在制度層面進一步明確，謠言產生于哪一級部門，該部門的負責人就當首先被問責。其次，問責的同時，“官謠”產生的詳細過程，也當一并公開，以此才能起到明晰責任、以儆效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