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同志們：

根據大會的安排，現在我向大家做一個自我介紹，也許要超過大會規定的時間，因為如果我不講的話，也許過不了這個關，一會兒還得提問題，還不如我主動“交代”為好。

　　第一，我的簡歷。我參加革命的時間比較晚，經歷比較簡單。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長沙，中學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畢業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華大學，念電機系。入大學后就參加了學生運動，1948年冬天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分配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擔任生產計劃室副主任。當時的計劃處處長先是柴樹藩同志，后是袁寶華同志。1952年東北人民政府撤銷后，我隨馬洪[1]、安志文[2]等同志到了國家計委，這時是1952年11月。在國家計委一開始是管電，1954年到工業綜合局負責綜合處工作，之后我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同志的秘書。后來由于張璽同志患癌癥，我同時就兼任了國家計委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負責人，直到1957年，趕上了“大鳴大放”、反右派。在“大鳴大放”的時候，同志們說，你是黨組領導的秘書，你不跟黨組提意見那誰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講了3分鐘，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覺得我的意見提得不錯，到10月份以后就說你這個意見要重新考慮，到1958年1月就把我劃為右派了。但是對我的處理還是非常寬的，我想是因為國家計委的領導和同志們對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銷副處長職務、行政降兩級、開除黨籍之后，還繼續留在國家計委工作。在開始的一兩年，我擔任國家計委老干部的業余教員，教數理化，后來恢復我的工作，在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工業處工作。我非常感謝國家計委黨組織對我的關懷，始終沒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繼續為黨工作的機會。“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國家計委農場勞動了五年，這五年對我是極大的教育。盡管我們還是國家計委的干部，在一個集體農場，但終究是在農村，所以對農村的了解、對勞動的體會還是不少的。這五年，我什么都干過，種過小麥、水稻、棉花，放過牛、放過羊、養過豬，當過炊事員。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當時我的關系還在國家計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電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帶了一支徒工隊伍，從爬電線桿開始培訓，一直到能安裝22萬伏的高壓線和11萬伏的變電站。這一段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對我也是極大的教育，使我有一點基層工作的經驗。到1978年，馬洪[3]同志要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糾正了錯劃我右派的問題，同時恢復了我的黨籍，恢復了我的職務。這個時候是袁寶華同志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擔任主任，要我回國家經委，因為國家經委實際上是從國家計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國家經委成立后，我開始擔任經委委員兼技術改造局局長，1983年擔任經委副主任，1985年擔任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來了。這就是我簡單的經歷。

　　第二，同志們要求我說說政績。這個是難以啟齒，不好說啊！當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間，盡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組織上對我的評價還是不錯的。我自己的特點、我的信條就是獨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認為就應該怎么講。我是一個孤兒，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沒有見過我的父親，我也沒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黨，覺得黨就是我的母親，我是全心全意地把黨當作我的母親的。所以我講什么話都沒有顧忌，只要是認為有利于黨的事情我就要講，即使錯誤地處理了我，我也不計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恢復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時也可以說是煥發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終相信我會得到我們黨的正確對待。我就是有這么一個特點，或者說我是力求這么做的。

　　第三，自我評價。我覺得作為上海市長我不是最佳人選，我有很多缺點，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幾位前任，特別是比江澤民同志差得很遠。我講三條：

　　第一條，我只有領導機關的工作經驗，沒有基層工作的經驗。剛才講了我25年在國家計委、10年在國家經委工作，基層工作經驗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時間，既沒有當過廠長，也沒有當過區縣的領導。江澤民同志很早就當廠長，而且是大廠的廠長。我也不是從農村基層上來的，對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這是我很大的一個弱點，今后恐怕在這些方面還要犯一些決策的錯誤。

　　第二條，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經驗，沒有地方工作的經驗。我沒有在地方工作過，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來了后，這三個月的白頭發比什么時候都多。江澤民同志預言一年之內我的頭發全部變白，這是他的體會，我已經感受到了。工作確實是復雜，確實是難做，所以江澤民同志經常講他的神經處于緊張狀態，我現在也體會到了。

　　第三條，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領導者的涵養，干工作急于求成，對下面干部要求過急、批評過嚴。這一點我應該向江澤民同志好好學習。宋平同志在我來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談話，他說你要求干部嚴格不是你的缺點，但是你批評人家的時候不要傷人，說話不要太尖刻。這些都是語重心長的話。說到我的缺點時，他說你應該學習周總理，批評同志后讓人感到你應該批評，覺得是你對人家的關心。我確實是缺少領導者這樣的一種品質，但我希望同志們監督我改正。說老實話，江山易改，稟性難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點。

　　第四，施政綱領。這個很難講，施政綱領在江澤民同志的工作報告[4]里明確闡明了，要求非常明確，我的任務是創造性地去完成、去實現，所以就不可能再講出更多的東西了。如果要具體化，那也應等到全體市政府領導班子當選后認真地討論，來研究具體實施步驟，現在讓我一個人來講這個事情確實很難。但好像不講一點又過不了關，我也沒有跟江澤民同志商量，就是在通知我以后，昨天晚上加了一個夜班想了這個問題，所以我就講一些個人的意見。

　　我認為，上海最重要的還是要扎扎實實地去落實，要說到做到，而不是提出很多的綱領、很多的要求。我覺得江澤民同志報告提出的任務和要求是實事求是的，我們是有可能實現或者是提前實現的。有一個老同志打電話跟我講，你說三年改變上海的面貌，如若不然，引咎辭職。我說我不會狂妄到這個程度，我沒有說過這個話，這是個誤會。我講了一句什么話呢？那是關于上海大眾“桑塔納”的。現在“桑塔納”是非常賺錢的，一輛汽車要賺好多萬，但今年計劃只能生產1萬輛，為什么？因為現在國產化的程度很低，你大量生產等于買人家的散件來裝配，花費大量的外匯，所以國務院的政策是卡住上海不讓多生產。但是我考慮，上海現在這么困難，如果不再多生產一點“桑塔納”賺一點錢的話，日子過不下去。因此我就給李鵬同志寫了一個“陳情表”[5]，這個“陳情表”是江澤民同志簽發的。我在里面講，第一，關于“桑塔納”的國產化去年已經開過會、訂了計劃，國產化率去年年底達到l2.7%，今年要達到25%，到l990年認證的國產化率可以達到80%以上，三年就基本國產化了。我說多生產一點、多裝配一點并不影響國產化，計劃都做了，正在認真實行。第二，上海現在有生產能力，國內市場也很需要，盡管國產化率低一點，但總比進口整車好。另外，現在上海的原材料非常困難，就得靠“桑塔納”去換原材料，不然就要停產了，因此無論如何請求生產1.5萬輛。多這5000輛汽車，財政收入就可以增加好幾個億啊！現在我們的處境很困難，但是我認為，生產1.5萬輛“桑塔納”還是完全正確的，也確實得到了李鵬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允許我們生產1.5萬輛。但如果三年我們不能實現國產化，那我怎么向中央交代啊？所以我就在給中央的“陳情表”上寫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三年不實現國產化，我就向中央引咎自責，還沒敢說辭職。我這個話是說給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聽的，說給市經委、計委聽的，你們要不好好抓國產化，那我就得辭職了，我的命運跟你們拴在一起了。我說這個話就想起到這個作用。但這話傳到外面，就變成了我三年不改變上海面貌就引咎辭職。這個事情我可不敢這么說，也絕對沒有說過這個話。三年、五年解決上海幾十年積累的問題很難，我想同志們也會諒解這一點的。

　　聲明一下，我只來了三個月，我既不是諸葛亮，也出不了“隆中對”。如果我當選為市長的話，這個話有必要說明一下，因為在簡報里有一個同志對我提意見：還沒有選你當市長呢，你在北京中外記者招待會[6]上怎么就說如果你當選為市長的話呢？太不謙虛了。我能體會這位市人大代表的意思，我也接受你的意見。但是我也要向這位代表做一個說明，這個話不是我要講的。在北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之前，大會副秘書長曾濤同志幫助上海為這次記者招待會做了大量的工作。因為我不能用上海市委副書記的名義舉行記者招待會，所以曾濤同志說，你可以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如果我當選為市長的話”，這樣大家就都清楚了。我就是這么講的。（江澤民同志插話：朱镕基同志啊，你舉行記者招待會是以中央提名候選人名義的，所以我認為朱镕基同志講這句話從原則上講沒有錯，特別是招待外國記者。而且我跟你有點默契，當你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時候，我并沒有跟你通電話，因為我人在機場接受BBC專訪。記者問，現在黨政不是要分開嗎？那你現在又是市委書記又是市長，怎么回事啊？我立即就講，很快將要召開市人民代表大會，現在中央已經確定朱镕基同志到上海來參加市委領導工作，今后他就在下一次的市人民代表大會里選舉成為市長，那當然要通過選舉了。）